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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道者与斗文乡雨仙庙

发布日期:2018-01-14 09:54:58 | 文章来源:潮州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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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被生民”,上款为“乾隆五十六年岁次辛亥”;“旱拔功区”,为“光绪戊戌仲夏月”;二匾悬挂正殿内。


 “奉守乡登李”


碑记

  古代中国是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国度,故历代统治者皆以“重农”为基本国策。在科技水平相对滞后的年代,“风调雨顺”是发展农业的重要前提,故以祀典之形式祈求神灵庇佑,俾“降瑞频书大有”、“佐神仓于不匮”,便成为从皇帝以至各级官员必须切实奉行之仪礼。如明、清两代,各地均有“社稷坛”、“先农坛”、“云雨风雷山川坛”、“龙神庙”等设置,规定各级官员须于每年仲春、秋即二月、八月吉日至坛、庙前致祭。这是官员不敢掉以半点轻心的、铁定的“政府行为”。由于自然灾害时有发生,根本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因此除官方设置的旨在“恒沐神庥”的坛、庙以外,民间另有众多为黎庶崇仰的、能“消灾降福”的神明。“风雨使者”孙道者(即“雨仙爷”)即为其中之一员。下文因就其人其庙略作申述。

  相关之文献记载

  依笔者管见,有关“孙道者”之最早记述,当属清顺治间由知府吴颖纂修之《潮州府志》。该志卷十《轶事部·仙释》[孙道者]条谓:

  宋乾道间有孙道者,桃山都人。九岁时其嫂晒谷,道者曰:“雨将至。”嫂詈之。道者扬竿,雨随漂谷。嫂将炊,命采薪,道者曰:“我已有供火者。”夜以足代薪而炊已熟。尝牧牛,以竹枝围之,牛不敢于踰。年十二,入城见官府祷雨弗应,道者往祷辄降。淳熙中牧宝峰山,忽不见。乡人旱则诣宝峰祈雨云。

  其后,乾隆《潮州府志》、《揭阳县志》、光绪《潮阳县志》、《海阳县志》等均有详略不同之记述,而以嘉庆间明经郑昌时辑著、道光四年甲申(1824)镌版印行之《韩江闻见录》卷一[风雨使者]条之记载为最详,文曰:

  风雨使者,雨仙也,本揭阳桃都登冈山北孙氏子。生宋乾道年间,幼失恬恃,抚于兄嫂。踰十岁,每有异徵。一日嫂命上山取薪,使者但于山上嬉戏,取牛粪作塔而已。既归,嫂责其薪,曰:“无有。”嫂曰:“午炊不熟,叔足胫,可代火烧乎?”使者曰:“可。”半炊时,使者自投足入灶。嫂惊视,则饭熟矣。足取出无恙,其邻家床椅,足皆焦赤着火色。又一日,晒谷于院,大雨将至,嫂命收之,使者不之答,入室取鱼笱而已。忽谷皆为雨水所浮,嫂作急,使者安笱于院隙,而谷尽化入笱中。雨霁日出,倒笱出谷,晒无少损。于是嫂语于兄,异之。无何兄将之郡粜米,使者请从。时方下晚秧,四野火赤,官长为民求雨,使者至,曰:“若(同“尔”)安能祷雨?果要雨,但我祷耳。”众异其言,以闻于官。使者即与官约曰:“若可作柴笼,我但卧柴上,午刻无雨,可烧我。”时使者兄之米肆不在,使者已如所约卧柴上,兄至,已午刻矣。赤日如旧,众欲烧使者。兄惊号,使者起,手笠四招,而墨云合,大雨不止。众曰:“足矣。”使者复手笠挥之,云以散。官长厚赏,乃归其家。时使者仙迹已著,将飞升,遂拜别兄嫂,披发负笠出门,径入桃都登冈山,兄嫂追至山麓,使者陟石上,石现足迹。至半山,忽回首望,谓兄嫂曰:“未拜别姑母,予怀殊怅怅,兄嫂可代儿谢也。”乃峰巅,登一樟木上,兄追至,见彩云四起,香风绕树,使者遂杳。兄急手攀之,得其尸解(按,谓道徒遗其形骸而仙去)一巨足趾。里人乃取樟树安足趾,刻为使者像,仍作披发负笠状,凡水旱祷之,皆立应。地方官上其事于朝,勅封为“风雨使者”祀之……甲戌冬杪,予弟昌复将偕予往羊城,过登冈山下,见其足迹,一一循之,登于山。至山半,果有转身双足迹,为重立望姑处,盖其姑乡在山下东麓也。山上牛屎塔化为石塔,今尚岿然。而雨仙真像,乃祀海邑斗门。

  论曰:使者能以笠招云降雨,救时之急,真仙人矣。其白日飞升无足怪。足趾之留,为乃兄存骨肉之缘耳。

  又拟迎神之曲曰:披发兮蓬松,负笠兮从容。使者兮安处,登冈兮仙踪。斗门兮邑南,神来兮云中。迎神于山兮不如于官。凄凄兮欲雨,飒飒兮其风。监执事兮有诚,慰尔民兮三农。三日五日兮霑足,雨金雨粟兮民富而年丰。

  送神之曲曰(从略)。

  上述文字,是对历代关于“雨仙”传说的综合性描述,浓烈的神怪色彩,原属民间故事的特性与本色,无须用“科学眼光”予以深究。正如作者所“论”:“使者能以笠招云降雨,救时之急,真仙人矣。”也就是说,只要是能切实解除旱魅,“救时之急”者,世人便以“雨仙”尊之、祀之。而尤值得注意的是,据各种文献所述,孙道者系揭阳桃都登冈人,淳熙十二年(1185)间“白日飞升”,年仅十三龄,能尊奉本乡本土的一位少年为明神,且获朝廷勅封为“风雨使者”,这在潮汕地区数不清的“神明”崇拜中,应是一个极为罕见的特例。

  斗文乡的雨仙庙

  据志书所载,揭阳、海阳(今潮安)、潮阳、饶平等县均有雨仙庙,但就其社会地位、影响力而言,当推海阳斗文乡之“雨仙”为最。

  斗文(也称“斗门”)古属海阳县登云都(今潮安区浮洋镇)与揭阳桃都登冈毗连。乡之雨仙庙中之殿廊北侧尚存有乾隆五十四年(1789)由海阳县令韩义撰文敬立的《新建孙雨仙庙碑记》,是了解该庙始建经过的至足珍贵的文物。该碑202×80公分,碑额小篆,文作楷体,共16行,行44字位,基本清晰,仅移录于下(碑下方开始风化,漫漶而难以辨认者以□标示):

  《新建孙雨仙庙碑记》

  古有功德在民,捍灾御患以福佑一方者,则必为之崇饰庙宇以祀之,礼也,亦所以教民善报也。□□□□□五里有斗文乡,庙祀孙雨仙,历昭灵应,由来旧矣。仙揭阳人,志载宋乾道年间大旱,仙以童龄至郡为当事祈雨,不假箓咒,□笠为,招云辄起,雨下如注,岁大丰。后年十三,忽升树巅,雷雨大作,冉冉腾云而上,惟馀双屐于树杪。里人□而祠之,所逢旱祷必应云。余任海阳五载,每旱必迎仙虔祷,祷无不应。戊申初夏,宫保尚书孙制宪督师平台,□□□□郡,时植早禾,望雨正殷,乃亲撰祝文,率属出祷于烈日之下,忽阴云四合,大雨滂沛。制台嘉其灵异,檄诏□□□装□仙像,迎至省城,供奉于粤秀山之三元宫,其灵异显应,又如在潮时。信乎蒙庄(按,指庄子)所云:“乘云气,御飞龙,□□□□之外,使物不疵疠而年谷熟”者,其所以为仙也。夫曩者里人之祀仙于国王庙,不知昉于何时,并无□□□□□观瞻而昭俨恪,余展谒之下,每思卜地建庙以妥仙灵。里民李美成等遂请捐庙旁之业地以为祠基,余亟嘉许,□俾蠲免其基地之粮赋,并令护其藩卫之木,因出俸缗庀材鸠工。堂庑略具,不庳不侈。经始于戊申之秋,越五月落成,乃敬奉仙像,专而祀之,夫然后春秋祈报,来格来享,仙有以凭依矣。后之官斯是者,尚其念有举莫废而以时修葺焉?将见雨旸不愆,灾患无虞,介黍稷而谷士女,其福佑一方者,又宁有纪极哉?爰书其事于石且系之歌,以妥侑焉。歌曰:仙之来兮姗姗,驾文螭兮骖飞鸾。云车兮风马,纷总总兮来下。雷电兮前驱,雨师兮纷趋。乍四郭兮滃霭,赐甘霖兮霶霈。农夫庆兮有秋,昭灵惠兮蒙庥。坎坎兮击鼓,祝陈词兮起舞。新庙兮寢成,仙之来兮安且宁。岁复岁兮时雨若诏,是邦之人兮报祀有恪。

  乾隆五十四年岁次己酉小春上浣,知海阳县事会稽韩义敬立。

  上述碑记,乾隆以后之地方志籍、1985年刊行之《潮州文物志》均未著录,故鲜为人知。今细读碑文,觉其于斗文乡雨仙庙之创建及本地雨仙信仰的形成等诸多方面之探索,裨益甚大,因缕述如次:

  1.斗文雨仙庙创建时间。按,碑文中有“经始于戊申之秋,越五月落成”一语,是知庙创建于乾隆五十三年戊申(1788)之秋,迄今已有228年。

  2.建庙缘由与经过。《碑》谓斗门乡“庙祀孙雨仙,历昭灵应,由来旧矣。”“曩者里人之祀仙于国王庙,不知昉于何时”,乃知斗文乡人之崇祀雨仙,由来甚久,且历来未建专庙而寄祀于三山国王庙中。乾隆五十四年,历任海阳县令已五载的韩义因“每旱必迎仙虔祷,祷无不应”,故有“卜地建庙”之意愿(按,据民国《潮州志·气候志》“表三”载:“乾隆五十一年,秋大旱,米贵;五十二年,春大旱,米大贵;五十四年,自春正月不雨,至夏五月乃雨”。乃知韩县令所言不虚)。其时,“里民李美成等遂捐(三山国王)庙旁之业地,以为祠基”,因此,韩县令遂下令“蠲免其基地之粮赋”,又“出俸缗(即捐出自己的俸银)庀材鸠工(备足材料,召集工人)”。在地基、资金都有保证的情况下,工程只经过五个月便告竣工,其“堂庑略具,不庳不侈(即二进格局,有殿堂、走廊,不低矮也不太宽大)”的格局则保存至今。

  3.“雨仙信仰”传播至广州、浙江。《碑》谓“戊申初夏”孙制宪“亲撰祝文,率属出祷于烈日之下”而雨仙“灵应显示”一事,同时代之大诗人袁枚在《续子不语》一书之《仙童行雨》篇中也有记载,略谓:

  粤东亢旱,制军孙公祷雨无验,时值按临潮郡……(见民众千馀人云“看仙童”后)与司道群官徒步往观,仰视一童背挂青笠,牛鞭插于腰际,立空中。制军方以天旱为忧,便祝曰:“汝果仙乎?能三日致雨以救禾稼,当祠祀尔。”童笑而颔之……俄大雨滂沱,数日风,粤境叠报得雨,遍满沟泽,制军于是命塑其像……于五羊城内三玄宫,题曰“羽仙孙真人”。

  郑昌时《韩江闻见录·风雨使者》中也载其事,文曰:

  (乾隆五十一年)丙午潮大旱,多方祈祷不得雨。时制军孙公士毅为平台湾适在潮,亲迎使者像祷之,雨立至,且默祷戎事有灵应,孙公乃为别刻一像祀于羊城三元宫。又刻一像奉归其乡。

  上引二书与《碑》所述,虽年次略有差别,情节却大同小异,可以互证。道光《广东通志·职官表34》载:孙士毅,乾隆四十九年任广东巡抚,五十一年任两广总督,系浙江仁和(今浙江衢州市)进士。称“制军”、“制宪”者,当是任两广总督后之尊称(宫保,系太子太保、少保之简称,与兵部尚书均为总督之加衔)。他“别刻”雨仙像“祀于羊城三元宫”、“又刻一像奉归其乡。”且“其灵异显应,又如在潮时”。应是潮郡“雨仙崇拜”传播至穗、浙等地的直接促成者。

  4.韩县令的任期。光绪《海阳县志·列传二》谓:“韩义,字葑湖,浙江会稽人,举人。乾隆五十九年(1794)知海阳县。”民国《潮州志·职官志》[清·海阳县令]栏谓:“(乾隆)五十五年(1790),韩义”,又加按语曰:“阮《通志》本作五十九年,《海阳吴志》据《凤台记》刻订正。”前引三志书纂修者均未见过《新修孙雨仙庙碑记》,故所述韩义任期均有误。该碑落款为“乾隆五十四年岁次己酉小春浣,知海阳县事会稽韩义敬立”,《碑》中又有“余任海阳五载”一语,言之凿凿。以此推之,韩义始任海阳县令应在乾隆四十九年(1784),省志、县志之误应据韩义自撰之碑文予以改正。《海阳县志》谓韩义在任时“筑堤赈饥,修学宫,建书院,诸大政次第倡举,始终不倦。”正因为他政绩显著,故升任嘉应州知州,乾隆六十年(1795)再迁潮州府知府。

  雨仙庙之文物

  1.雨仙像

  供奉于正殿神龛中,像高90.5公分,作披发戴笠之少年状,面容温和而不脱稚气,衣着髹金,外披深红色斗篷。像前有牌位,单行隶体直书“皇宋勅封灵感风雨圣者神位”。牌位左右各有“雨童爷”像一位,高62公分,左仗短剑、金钟,右执锄头,均为幼童状。

  斗文乡雨仙庙在同性质的庙群中,其地位、影响之所以较强,其主要原因就是庙中之雨仙像相传是“真身”。该像为何会从揭阳登冈“落户”于此?民间有如此传说:

  昔年,斗文有一位李姓的布贩常到登冈卖布,每至,必虔拜雨仙爷。一天晚上,雨仙托梦说“想到斗文乡来”,翌日,李贩照常到登冈,祭拜后便问雨仙:是否如梦中所说,迁到斗文?雨仙允诺以后,李贩便将像藏在贩布的竹篓中,像大篓小,李遂祷告雨仙“自隐”,木像真的变小。于是,“雨仙真身”便迁到斗文乡。登冈乡民获悉后曾到斗文请雨仙回原籍,但神轿抬到半路,桥梁折断,经“卜杯珓”(潮人称“跋杯”),知雨仙爷愿留在斗文且答应在登冈另刻一像奉祀,从此,“真身”遂永驻斗文乡。

  传说毕竟只是传说,与史实当然不能等同。回顾前文所述,身为封疆大吏的孙制军尚可下令“塑其(雨仙)像于五羊城三玄宫”,“又刻一像奉归其乡”,可知历代之雨仙像正不知有多少?由于文献记载匮乏,群像中哪一位才是“真身”?也许永远是个难于索解的谜,但这一点应不影响对雨仙信仰的研究。

  斗文乡民相信该乡的雨仙爷是“真身”,故每次营神前都要在神像面部贴上一层桑皮纸(潮人称“绵重纸”),活动结束后再揭下来珍重保存,珍藏时又须按面形层层粘合,多年下来,这个“脱胎面具”已厚近二公分,成为记录营神活动的珍贵文物。

  2.匾额

  门匾,位于庙门上方,系阴刻石匾,文曰“雨仙庙”,下款为“同治癸亥年(1863)重修”。

  木牌匾:

  “德被生民”,上款为“乾隆五十六年岁次辛亥”,(按,年代或有误),下款为“常熟杨希铨敬书”。按,杨希铨,字砚芬,嘉庆十六年进士,道光二十三年由惠州知府署惠潮嘉兵备道。

  “旱拔功区”,上款为“光绪戊戌仲夏月”,下款为“广东太子太保兵部尚书敬”。

  (上二匾悬挂正殿内。)

  “感而遂通”,上款为“道光乙未夏”,下款为“满州诚善、吴县董国华、同安李廷钰、萧山韩风修同敬立”。

  “有求必应”,上款为“民国癸丑年桂月重修”,下款为“云孙子贵拜书”。

  (以上二匾挂于门厅)

  3.楹联

  “自宋兴云布雨;历代显赫庇民。”上款为“光绪戊戌仲夏月吉旦”。此联刻于光绪24年戊戌(1898)五月,“文革”时被丢弃野外,有村民不忍其废,偷偷将上联藏于家中(下联则不知去向)。1995年重修雨仙庙时将其捐出,现珍藏于庙中。

  雨仙庙原有对联多副,惜已流失。现庙中各种联语,虽为复制品,但对雨仙信仰之研究尚有裨益,仅移录如下:

  “圣寿本无疆,非比篯彭八百载;

  仙颜终不老,依然童子十三龄。”

  (按:上古之长寿者,姓篯名铿,寿八百余岁,封于彭城,故称彭祖)

  “登岗山顶留仙迹,开元寺内显神通。”

  “负篛笠以招风,斯真圣者;

  驾云雾而降雨,其惟仙乎?”

  “风不鸣条徵盛世;雨无破块兆丰年。”

  4.符箓专用铜印

  庙中传有黄纸印制之平安符,文曰:“勅封风雨圣者灵符保佑平安”。相传符纸须加盖印章方有灵验。印为铜制,作正方形,边长8.5公分,原有印钮,后缺失。印中篆刻朱文“勅封灵感风雨孙圣者印”10字。以理度之,当为乾隆间建庙时所铸造。

  5.碑刻

  殿廊西侧与《新建孙雨仙庙碑记》相对,尚有石碑一通,规格为132×43公分。中轴上方有“勅封”二字,作圆形印章状;其下方自右至左横刻“雨仙庙”三字;稍下竖书“奉守乡登李”五个大字。碑之右下方刻字二行,文曰“仙灵里民李美成等遂请捐其庙旁之业地”,左为落款,文曰“乾隆五十四年岁次己酉小春上浣,知海阳县事会稽韩义敬立。”

  这是一通意义非同一般的、带有“委任”性质的碑刻。释读的关键在于“奉守乡登李”五个大字。

  《诗·大雅·生民》有句曰:“卬盛于豆,于豆于登。”(按:“卬”,同“仰”。豆,读dou,潮音〈杜〉)毛[传]:“木曰豆,瓦曰登。豆,荐俎醢也;登,荐大羹也。”何休[注]:“豆,祭器名,状如镫(同“登”)。”也即是说,豆和登,都是祭器名,是带有高足的、用以装肴肉的盘子。木制的叫“豆”,瓦制的叫“登”(镫)。后代因此用“豆、登”泛指祭祀的器皿。

  由于“仙灵里民李美成等遂请捐其(三山国王)庙旁之业地”,所以由海阳县令韩义下令:委派李氏一家世世代代掌管、守护乡民崇祀雨仙庙的祭器。这应是“奉守乡登李”的涵义,而且以石碑的形式固定下来。

  说它“意义非同一般”,是因为由县令署名的、颁给一姓乡民的石刻“委任书”,在古代十分罕见。对于民间祠祀,历朝都有严格规定,如《礼记·曲礼下》曰:“非其所祭而祭之,名曰‘淫祀’。”孙希旦《集解》:“淫,过也,或其祠不在‘祀典’……皆淫祀也。”所谓“祀曲”,就是由官方颁定的关于祭祀仪礼的法典。如《大清会典》就明确规定,社稷坛、是须由各级主管官员主祭的、级别最高的“大祀”。先农坛、神祇坛等为“中祀”,城隍庙、文昌庙等是级别最低的“群祀”。凡非《会典》确认的祠庙及祭祀仪典,都属“淫祠”、“淫祀”。

  雨仙庙不在《大清会典》认定的祠庙之列,但由于自南宋以来,孙道者已勅封为“风雨使者”,与“淫祀”有本质之差别。且总督孙士毅已有别刻雨仙像至穗、浙等地之举措垂范于前,作为县令的韩义自然可以顺理成章地“卜地建庙”,奉祀“祷无不应”的雨仙。而在庙成之后,为便于长久管理,他煞费苦心地委派管捐出业地为庙基的李美成及其后裔为世袭之“奉守乡登”者(即庙祝,潮人称“治<读‘弟’>宫”。今该庙传承人李维泉、李维荣仍是李氏后人。)这也是该碑石在正中上方位置须郑重刻上“勅封雨仙庙”字样的原因。

  由于庙是县令捐俸倡建,庙中又有总督、道台、知县等官员题写的牌匾,海阳县令立的石碑,斗文乡雨仙庙的地位和影响力当然会高于同类型的其它庙宇。庙建成以后,无论是官方组织的还是民间自发的祈雨活动,都要到斗文去请雨仙,从而留下了“登岗上顶留仙迹,开元寺内显神通”的记实楹联。

  综上所述,粤东地区对“本土少年神明”雨仙崇拜信仰的形成, 由来已久。乾隆年间,由于官方的认可与倡导,这一民间信仰逐步强化并传播至穗、浙等地。因此,雨仙信仰是一个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范畴的重大课题,有其独特的意义与价值,必须深入探索,争取列入“非遗”名录。潮安区浮洋镇斗文乡雨仙庙,系由海阳县令韩义捐俸倡建、乡民李美成等捐地资助,专祀雨仙之庙宇,至今已近230年,建筑格局“不庳不侈”,极具潮州庙宇建筑特色。虽历经劫难,现仍保存有雨仙像、符箓铜印、碑刻、匾额、楹联等珍贵文物,具有相当重要之历史、艺术、科研价值,亟待有关部门予以保护与扶持。


曾楚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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